古代笔记中的西施归宿之争

西施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。她的结局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谜团。破解这个谜团，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一大爱好。

晋王嘉《拾遗记》卷三载：

越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二名修明（即西施、郑旦之别名），以贡于吴。吴处以椒华之房……二人当轩并坐，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，

这则笔记只讲越军“望而不敢侵”，后来怎么样了，《拾遗记》没有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吴国人把两位美女看成“神人”，越军也把两人看成“神女”，显然来自于两人惊人的美貌。《拾遗记》具有浓重的神话传奇色彩，但写西施之美是有据可凭的。而这一点正是后人追索西施之终的一个出发点。

宋人姚宽是在笔记杂记中较早提及西施之终的一位。他在《西溪丛语》卷上“西施归宿”条说：

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吴国亡，西子被杀。”杜牧之诗云：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。”东坡词云：“五湖间道，扁舟归去，仍携西子。”予问王性之，性之云：“西子自下姑苏，一舸自逐范蠡，遂为两义，不可云范蠡将西子去也。”尝疑之，别无所据。因观唐《景龙文馆记》宋之问分题得《浣纱篇》云：“越女颜如花，越王闻浣纱。国微不自宠，献作吴宫娃。山薮半潜匿，苎罗更蒙遮。一行霸勾践，再笑倾夫差。艳色夺常人，效颦亦相夸。一朝还旧都，靓妆寻若耶。鸟惊入松网，鱼畏沉荷花。始觉冶容妄，方悟群心邪。”此诗云复还会稽，又与前不同，当更详考。（姚宽、陆游，《西溪丛语・家世旧闻》，中华书局 1993，P33）

姚宽罗列了西施之终的几种可能：一是被杀，一是随范蠡泛舟五湖，一是回到了故乡会稽。三种不同说法何者为是，姚宽并没有进一步考辨。

明人俞弁在《逸老堂诗话》卷上中，对西施的结局给出了答案：

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吴亡，西子被杀。”则西子之在当时，固已死矣。宋之问诗：“一朝还旧都，靓妆寻若邪。鸟惊入松网，鱼畏沈荷花。”则西子复还会稽矣。杜牧之诗：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。”则西子甘心随范蠡矣。及观东坡《范蠡》诗：“谁遗姑苏有麋鹿，更怜夫子得西施。”则又为蠡窃西子而去矣。余按《墨子・亲士篇》曰：“西施之沈其美也。”西施之终，不见於史传，古今咸谓其从范蠡五湖之游，今乃知其终於沈，可以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。墨子，春秋末人，其所言当信。（丁福保辑，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，P1314）

俞弁举《墨子・亲士》的记载，认为西施“终於沈”，即被人沉于江中而死。沉水是杀的一种具体方式，因此，《吴越春秋》的记载与墨子的记载并不矛盾。墨子的记载推翻了宋之问、杜牧、苏轼三人的说法。

而在此前，南宋罗大经曾对西施之终及其原因有过一种推断。他在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四“荆公议论”条说：

而谓“不愁宫里有西施”何哉？范蠡霸越之后，脱屣富贵，扁舟五湖，可谓一尘不染矣。然犹挟西施以行，蠡非悦其色也，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，则越不可保矣。于是挟之以行，以绝越之祸基，是蠡虽去越，未尝忘越也。（罗大经，《鹤林玉露》，中华书局 ，1983，P186）

罗大经的看法是，西施在吴亡后随范蠡泛舟五湖。范蠡带走西施绝非他本人爱慕西施美艳绝伦的容貌，而是怕西施的容貌在蛊惑吴国君主之后再蛊惑越国君主，使得越国也最终不保。罗的这种推断看上去入情入理，但实际上猜想的成分太多。据史料记载，范蠡在吴亡后离开越国，目的并非要带走“祸基”西施，而是为了保全自身。所谓“高鸟已散，良弓将藏；狡兔已尽，良犬就烹”。

明人杨慎另辟蹊径，征引《吴越春秋・逸篇》中的一条记载，表达了与俞弁相同的观点，他说：

　　世传西施随范蠡去，不见所出。只因杜牧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”之句而附会也。予窃疑之，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。一日读《墨子》曰：“吴起之裂，其功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”喜曰：“此吴亡之后，西施亦死于水，不从范蠡去之一证。”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，所书得其真然。然犹恐牧之别有见，后检《修文御览》，见引《吴越春秋・逸篇》云：“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。”乃笑曰：“此事正与墨子合。杜牧未精审，一时趋笔之过也。”盖吴既灭，即沉西施于江。浮，沉也。反言耳。随鸱夷者，子胥之谮死，西施有力焉。胥死盛以鸱夷。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，故云随鸱夷以终。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，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，乃影撰此事，以坠后人于疑纲也。既又自笑曰：“范蠡不幸遇杜牧，受诬千载，又何幸遇予雪之，亦一快哉！（吴文治主编，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三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P2788）

杨慎通过举《吴越春秋・逸篇》的一条记载，证明西施在吴亡后为越国沉水而死。这条记载涉及到对两个词的理解。一是“鸱夷”。“鸱夷”原指皮囊，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用的就是置伍于“鸱夷”中沉于江；同时“鸱夷”又是范蠡离开越国后为自己改的名。《史记・越王句践世家》载，范蠡在越国灭吴后“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鸱夷子皮”，后人便用“鸱夷子”或“鸱夷”来指称范蠡。一是“浮”。“浮”的通常意义是“漂在液体表面或空中”。但杨慎认为，这个“浮”字应作反训，指“沉”。这样，“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”就有了两种理解：其一、越国让西施跟着范蠡泛舟五湖；其二、越国沉西施于江，让她随子胥而去。杨慎认为，第二种解释与《吴越春秋》及《墨子》的记载相合。杨慎还说，伍子胥之死，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有关，因此用同样的方法，让她随子胥而去是“报子胥之忠”。

杨慎的这一说法引来不少争议。第一个出来反对杨慎此说的是明人陈耀文，他为纠正杨慎《丹铅录》等书错讹，特意著《正杨》一书。就西施归宿问题，陈耀文引了唐人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中的一段文字：　

　　（嘉兴）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，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，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，三年始达于吴，遂生一子。至此亭，其子一岁，能言，因名语儿亭。《越绝书》曰：“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。”

并说：“观此则《逸篇》宁非影撰耶？”（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电子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1999）

对陈耀文引《吴地记》这段文字以“正杨”的做法，同时代人王世贞很是不屑，并讥嘲《吴地记》是“说梦”，而陈耀文则是“梦中说梦”。他说：“范蠡为越成大事，岂肯作此无赖事。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，露而越王不怒蠡，吴王不怒越者。齐东野人之谈，何足据也。”王还认为，《吴地记》中的 “语儿亭”即当时人所称的“女儿亭”，这个名称是由《越绝书》中提到的“语儿乡”与“女阳亭”误合而成，所谓“语儿亭”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《吴地记》将《越绝书》“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”，看成由上述之事发展而来的观点很不可信。（《?州山人四部稿》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76，P7425）见到王世贞的文章后，陈耀文反驳说：“《吴地记》其书见存，杨谓《逸篇》者，出何典记耶？余谓其影撰，故引以正之耳，元美不能逆志，而云各有所出，殆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。”

应该说，王世贞对《吴地记》所述西施之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，说它是“齐东野人之谈”也不为过，但说陈耀文是“梦中说梦”则是不恰当的。陈耀文只是以现存之书来批驳影撰之事，亦即杨慎所引《逸篇》没有交待出自何处，陈也从未见到过，有凭空捏造之嫌。王世贞显然误解了陈耀文的本意，因此便有了陈耀文“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”的反唇相讥。今天能见到的《修文御览》，确实没有杨慎所说的《吴越春秋・逸篇》引文。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212册）

明末的徐树丕从另一个角度立论，支持了杨慎“西施被沉”的说法。他在《识小录》中说：“当吴之亡，吴王逃至阳山自杀，必先杀西施，不以所爱为仇辱，此理之可信者。沈于江，必吴沉之也。蠡高人又智士，岂取亡国之妃为俪，其必不然矣。”徐在这里提出的两条理由，即吴王绝不愿所爱之人为仇人所辱及范蠡绝不会娶亡国之妃为伴侣，都十分勉强，所依据的仅仅是吴王与范蠡两人的人格自尊，这显然把复杂的人性看简单了。同时，他针对《吴地记》中的所谓“语儿亭”，给出了不同于王世贞的解说：“‘语儿亭’在华亭，去?李百里，盖华亭原属?李，当时本名御儿，吴设以御寇，其后有生子能言者，遂改语儿亭。‘御儿’之改为‘语儿’，‘语儿’之讹为‘女儿’，又以加于西子，岂不悖哉！”徐认为，所谓的“语儿亭”，完全是一讹再讹的结果，如果将这样的结果“移植”到西施身上，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之说就变得全不可信。（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40编第3册，台湾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，1975―82，P388―389）不过徐的这一说法，到底是从实地考查得来还是从书中考订得出，不得而知。

清人杭世骏持与杨慎相同的看法，他在《订讹类编》中说：

　　愚按：《西溪》载《吴越春秋》所云西施被杀，别无所考。意所谓被杀者，即沈之于江，非刑杀也。陆广微《吴地纪》引《越绝书》曰：“西施亡吴国后，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。”今本又无此条。盖“鸱夷”，子胥也。范蠡亦号“鸱夷子”，故有是误。升庵引《墨子》及皮、李诗，以证西施之沈江，确不可易。至杜牧诗有一“舸”字，明系误用，不得为之曲解也。（杭世骏，《订讹类编、续补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，P40）

杭世骏的分析比较仔细，逻辑上也颇为严密。他还对杜诗和《吴越春秋》中“鸱夷”一词作了辨析，认为杜牧诗中“逐鸱夷”，指的是将西施沉江而殉子胥，因为“鸱革浮胥骸，亦子胥事也”，“鸱夷” 是指装着子胥尸骸的皮囊，而不是范蠡；《吴越春秋・逸篇》所说的“令随鸱夷以终”，也是指将西施沉于江，原因是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言有关，“鸱夷”则是指沉杀子胥的皮囊。至于有人将“随鸱夷”理解为“随范蠡”，乃是因范蠡亦号“鸱夷子”引起的一种误解。再次，《吴越春秋》所说的“西施被杀”之“杀”，指的就是“沈之于江”，而不是其他方式的“刑杀”。最后，杭认为，陆广微《吴地纪》中所引《越绝书》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说法，因“今本无此条”，不足凭信；杜牧诗中的“舸”字，也是明显的误用。

不过对杨慎的某些说法，清人胡式钰持有异议，他在《窦存》的“书窦”篇说：

杨氏斯论，边见犹未免也。越王长颈乌喙，方自歼其忠臣矣，尚念仇国之臣，而曰沈西施以报子胥乎？特鉴彼尤物足以亡国，不欲有之也。且使西施果不杀，用给范蠡以终，说者又未必不谓惟范蠡高士，乃得享西施之美人；亦惟西施美人，宜终托范蠡之高士。是令西施随范蠡，亦以全西施报范蠡也。西施非私奔，范蠡并非偷掣之逃，何损其亮节哉？雪诬之说，恐范蠡不任受德耳。（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3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9，P725）

文中的“边见”是佛教用语，指执着片面极端的邪见，相当于通常说的“偏见”。胡式钰的意思是，越王在灭吴后连杀自己国家的忠臣也唯恐下手太迟，哪里还会去顾念敌国的忠臣，杨慎“沈西施以报子胥”的说法未免可笑。越王之所以杀西施，只是因为有“尤物足以亡国”的前鉴。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，西施范蠡走在一起，是高士与美人的结合，珠联璧合。西施跟着范蠡，既是为了报范蠡，也是为了托终身，因此杨慎的为西施“雪诬”之说反而是冤枉了这位美女，而范蠡也是不会接受这种“好意”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古代笔记对西施结局的看法有三种：一是在水中沉杀，二是随范蠡泛舟五湖，三是回到了故乡。以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，证据最为原始也相对可信。问题是，越国为什么要沉杀西施，沉杀一个为越国报仇雪耻的功臣原因何在？“报子胥之忠”显然不太符合情理，红颜祸国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，因为吴国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。勾践为什么不既留下这位绝色佳人，又保持对色欲的一份清醒呢？难道勾践如此把持不住自己，如此缺乏自信？孟子曾说：“西子蒙不洁，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（《孟子・离娄下》）这句话仿佛在告诉人们，西施之死与其“蒙不洁”有关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越国在事前，只是把西施当成是实现“阴谋”的一颗棋子，在事后，也根本没有把她看作是功臣，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视女人的贞操的，因此在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，便把她作为一个“蒙不洁”的罪人给沉杀了。尽管这个罪人，这种“不洁”是越国君臣强加给她的。

西施的结局究竟如何，由于事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，史料的缺乏和记载的语焉不详，使得它成为一个千古难解的谜案。还西施归宿一个历史真面目，还有待于更可靠的证据。当然，这个谜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。不过，无论怎样，这些都无关乎西施的美和她的传奇。

（本文编辑　王正）